大卫·霍克尼在西安

大卫·霍克尼是谁?


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1937年出生于英国布拉德福德,先后就读布拉德福德艺术学院和伦敦皇家艺术学院。1970年,年仅33岁的霍克尼在伦敦白教堂美术馆举办了首次个人展览,从那时起,他便一直吸引着批评家和公众广泛的注意力,并在此后的60年间接连创作了一系列举世闻名的作品。2018年,他的作品《艺术家肖像(泳池与两个人像)》( Portrait of an Artist( Pool with Two Figures))以人民币6.26亿元价值成交,霍克尼也在当年成为了在世画家中拍卖纪录最高者。

大卫·霍克尼的八十年代中国行

1981年,时年44岁的大卫·霍克尼与72岁的英国现代主义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曾到访中国,一行人先后游历了香港、北京、西安、南京、杭州、无锡、上海、桂林、广州等地,短短3周的旅行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大卫·霍克尼曾在与斯蒂芬·斯彭德回忆并讨论这段精彩旅程时,以“小学生第一次前往另一个大洲”时的视角来描述——它是碎片式的,同时也保有着孩童般天真而热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1982年,这段经历结集出版,名为《China Diary》。其中收录了大卫·霍克尼为创作的158幅插图,这些珍贵的图像档案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鲜活的社会图景。










2017年,中文版的《中国日记》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引进出版。以下是关于他们在西安的那段经历,节选自本书,略有删减。
《中国日记》
作者: [英] 斯蒂芬·斯彭德 / [英] 大卫·霍克尼


在西安


5月26日西安
我们在北京机场坐上一架拥挤的飞机——一架俄罗斯伊尔涡轮螺桨飞机——上去了半个小时之后飞机才起飞。因为飞机在地面上的时候并没有开空调,我们感到非常热。所有的热浪扑面而来。越往南走,炎热的天气越让人难受。
在到达西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城市看起来比北京更加像亚洲或中东地区。我们坐在两辆车上,在一条宽敞的土路上前进,道路两旁有高墙,成排的房屋,宽阔的人行道,时而有卖蔬菜、商品的小贩。商店里的商品数量稀少,看起来也有些俗气。我们还看到了家具店和服装店(服装是限量供应的)。

西安的酒店
我们的酒店是一幢五层楼高的水泥建筑,看起来很不错。大大的酒店入口旁有两座矮塔,门廊上是一个突出的半圆形通道,一直通到楼顶,在楼顶最上方形成另一座塔。酒店前方有一个封闭式的庭院及机动车道。
酒店大堂同样塞满了游客和行李。大堂后面是一家出售纪念品的商店,其中有很多传统风格的、毫无生命力可言的绘画。
在林先生的指示下(他为所有人制定日程),我们匆忙地进入房间,做了简单梳洗,行李都来不及打开就又回到楼下与我们的当地向导见面——这是一位害羞的、花一样的女孩。我们又被塞回两辆车里,前往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一个母系氏族的遗址。花一样的女孩告诉我们,这个母系氏族后被一个父系氏族取代。这里有一个玻璃框地形图,上有一些红色和绿色的小灯泡。她按下了一个按钮,绿色的灯泡就亮了,标明了母系氏族的栖息地;又按下了另一个按钮,红色灯泡亮了,标明了父系氏族的栖息地。

西安的向导
1954年,人们在此地挖掘出了骨头、破碎的器具、两个氏族的遗物等。考古学家指出,挖掘出的石器是用以打磨石器时代大规模生产用的原始工具——也就是用以打磨斧子和箭头的。我们透过玻璃橱窗参观这些器具、武器,以及氏族的工艺品,观察它们的历史发展特性。除了斧头和箭头,展示品中还有许多陶器,最早的那些相对粗糙,而后期制作的那些看起来就像是原始社会的抽象艺术一样。
在这些展示柜上方的是一系列油画,它们有着典型的苏联社会现实主义风格,就跟北京的艺术学院的风格一样。这些画作展示了两个部落人们的日常生活——打猎、钓鱼——最后两个部落都达到了足够的发展程度,开始系统地互相残杀。人们使用的剑上已有刻纹的剑柄。在一幅画中,一位穿着裙子蹲在地上的女人正在一把壶上画立体主义风格的鱼。
我们顺着展览顺序向前走。展品的工艺水准达到了一个高峰,柜子里面的玉质鱼钩已经跟蒂凡尼首饰店里的珠宝差不多精美了。展品里还有女人的项链、腰带;带孔的、装饰有珠母的贝壳;带有兽齿装饰的皮带等。
在下一个大展示厅里,我们看到原始人居所的演变:最早只是地上的一个土洞,随后他们在地上围了一圈杆子,杆子之间用加固了的泥土密封,上有屋顶,屋顶上还有烟囱一样的洞。我开始想象:我是一个石器时代的原始人,蹲在泥地上(那时没有椅子),用屋子中的一团火烤手,烟往烟囱处飞去,而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从烟囱里倾入屋里,把我的火浇灭了。
原始人最先进的住所样式是某种泥土房屋,就像是现在仍然能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看到的那些一样。我想,原始住所样式是由人们的需要所决定的,这是为什么尽管他们之间并没有交流,世界范围内都有相似的建筑形式。现代国际嬉皮群体走向了倒退之路:他们睡在石器时代时不同地域的人们常用的、由树叶编织而成的垫子或草席上。

大雁塔
在参观了博物馆之后,我们来到了七层高的大雁塔,这塔在7世纪时是一座佛教寺庙的一部分。我们经过了一道门,来到一个庭院,在庭院的另一端有一排栅栏,而大雁塔暗暗地矗立在远方。在一旁有一套桌椅,桌子上有一盆花,栅栏上有着一种明亮的黄绿色,其下有着阴影。大卫为这个非常“大卫·霍克尼”式的环境拍了一张照片。
我们走进栅栏另一边的花园里,并走上塔前的台阶。这是一个佛教圣地,有着佛教环境独特的安宁——陈旧的石头的颜色和气息,以及深色的树丛——然而很明显的是这里并没有佛教徒。大卫和格雷戈里顺着塔的六层楼梯爬了上去,我则坐在第一层的入口旁,身边坐着一位年老的看门人,脸上满是皱纹,慈祥、平静,就像是某种贵族大户的仆人,在“文化大革命”赶走了这贵族家族之后仍然在同一个位置上留守了30年一样。
5月27日
大卫原本想在早上去西安的小街上逛逛,但在知道我们将前去参观秦始皇的兵马俑之后,决定推迟在城市里漫步的行程。这是秦朝第一任皇帝的坟墓,已进行了部分的考古挖掘工作,在陵墓下有着大批陶制士兵。我们坐上两辆车朝兵马俑进发,大卫和格雷戈里乘坐第一辆车,我和林先生坐在第二辆车里。


道路宽敞、笔直,两旁各有两排树,远处收割的农作物把附近的平原染成黄色。路上仍然是非常拥挤的——充满了高速行驶的大小货车、缓慢前行的马车以及自行车等。所有农活似乎都是手工完成的,偶尔可见拖拉机以及拖走收成的货车,除此以外并没有其他农业用的大型机器,似乎这里的农业活动几百年来从未有过改变似的。农民的脸上因烈日暴晒布满皱纹,如皮革一般,他们带着草帽,步履蹒跚。他们的形象似乎是永恒的,尽管在今天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工作性质。我们在一处停下,前面有一条通向陵墓的道路——这只是本区域内六条通往陵墓道路中的一条——在陵墓前有一个小岗亭似的建筑,上有瓦顶。一些看起来像是吉普赛人的农妇在那边售卖有万字符的草袋。我们买了几个草袋——在希腊、意大利或西班牙我们应该也会这么做。


然后我们开往一个博物馆。在一个飞机库棚式的顶下,这里展示了陵墓被挖掘出来之后的部分景象,其中有大量破碎的、碎片式的兵马俑——它们就像是坏了的娃娃一样;尽管它们大多有残缺,但重新拼凑兵马俑不是一件难事,各部分可以被轻易黏合回去。

……
“兵马俑一号坑”是首个被挖掘的兵马俑坑,而其中陪葬品的碎片都已被拼凑起来。这里有3210名步兵,另有众多文臣武将。在进入这个巨大的区域之前,我们穿过了一个大厅,大厅中有许多玻璃橱窗,其中有许多不同样式的陶像和陶马像。这里也有许多长枪头和其他武器的碎片(木杆早已腐烂)。其中一个重要的官员头上戴有颅骨帽式的紧帽子,而帽子上还有一条褶皱的头巾。他的面容让人印象深刻,有着卷曲的胡子,细长的眼睛,带着傲慢的笑容。另一个更为精美的雕像头戴头巾,包括发髻和布片等在头上共有六个鼓起的部分,手持一把弓。这雕像让我想起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布龙齐诺(Bronzino)《年轻人的肖像》中傲慢的年轻人的头饰。这些雕像在容貌及服饰刻画上细致而真实。我想:这种军队的将军以及长官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的,下达命令而从不发问。
而军队中的士兵们就不过是士兵而已,大同小异,看起来像是裁缝常用的人偶。与万神庙雕塑中的人像不同的是,这些士兵雕像并没有因某种审美而发生转化。将军、武将的雕像代表了某种权力——也仅仅代表了权力,看起来和照片里在红场阅兵的苏联领导人很相似,他们在看台上阅兵的过程中为士兵们进行认证。因此,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

我们在西安市区的一家餐馆里吃了午饭。我们用餐的地方是餐馆楼上一间专门预留给外国人的房间,这里有为旅游团预留的桌子。这个房间宽敞、明亮、通风良好,是一个不错的房间。漂亮的当地向导在餐桌上问大卫愿不愿意为她画一幅肖像画,大卫慷慨地答应了。过了几分钟,我们的服务员就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站在大卫边上看他画画(边上一桌法国游客也就没人服务了)。很快,其他服务员也来了,在他们之后出现的是满头大汗、带着笑容的大厨。大卫画完了。他从格雷戈里背着的包中翻出他的宝丽来相机,他带着本地向导,穿过房间,去到窗边,把刚刚完成的画作放在向导身边的一把椅子上作对比,为她拍了一张照片。现在,餐馆的全体员工都过来了——最起码,餐馆中外国人区域的全体员工都过来了——挤在窗户边。大卫为戴着白色厨师帽的大厨及他的两位帮手拍了一张漂亮的照片。


大街上的西安市民也非常友好,而我们就像是三个初来乍到的傻瓜一样。的确,我们看起来很滑稽:大卫几乎永远戴着他的扁帽子,在室内也不摘下来,穿着红色横纹衬衫,不同颜色的袜子;格雷戈里穿着罗宾汉式的上衣,身后甚至有一个小斗篷;我则是大脚怪。我发现,中国人常常盯着我的双脚看,强忍着不笑出来。
……

我们又走回充满魅力的狭小街道,这里的单层斜顶泥墙民居就像是摩洛哥老区一处的景象,或是郁特里罗(Utrill)画笔下的巴黎蒙马特区域一样。许多小男孩冲我们跑来。我们停下脚步,他们站在我们身边用右手挠自己的左掌心,尖声叫出一个类似阿拉伯俗语的声音:“payn。”我感到有些紧张,以为他们在要钱(penny,便士),而如果我们真的给他们钱的话,他们可能会因此惹上麻烦(别人告诉我们,中国没有乞丐)。格雷戈里低声说,他们一定是想要笔(“pen”)。他们想从游客处要圆珠笔,因为年轻人都想从外国游客处要来这种神奇的商品。“好用在考试中做题。”林先生慈祥地说。但是我们也听见一种声音,压低音调说:“香烟(cigarettes ) ?”

……

我指出,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出奇地清洁,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湖、水池、寺庙内的小溪里有冰淇淋包装纸之类的垃圾——旅游行为的残渣——然而,这里也不像美国一样脏——我对于芝加哥动物园里散落在草地上的棉花糖印象深刻。大卫认为,中国会在未来的十年内变得更好。
我们来到另一条主要街道,向商店里面张望:衬衫,一些西装外套,以及一些女裙。大卫说:“我想,在30年代,法国某小镇的一家服装店不会比这个好多少。”
顺着路往下走,前方有一个瘸腿的人在人行道上大声地敲打一个金属盘子,附近有一些人围观。他的一只脚扭曲在身后,一直盘到脖子处。他又把脚放下来,用手把脚掰到面前。然后,他把手放到地上,开始依靠双手在人行道上跳动,以手为脚,而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滑稽的、受了伤的小鸟。这个场景有一种中世纪欧洲的气氛,就像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描述的事情一样。我想:“这是我们目前为止在中国遇到的唯一一个乞丐,但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单独在街上走过。而三分之二个中国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
在闲逛的时候,一个高大的带着关切神情的年轻人询问我们是不是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两个英国人。”大卫说。接下来又有一些关于我们从何处来、做过什么事情的问答。男孩告诉我们,他身边推着自行车的卷头发女孩是他的女朋友。他说,他在大学学习英语。我问他喜不喜欢西安,他说不喜欢;他觉得西安这个城市既无聊又吵闹。他想去北京或上海。我说:“上海更加吵闹。”他说:“是的,但是……”就好像上海的吵闹要比西安的吵闹更好似的。我问他在大学里都学习了些什么。他提到莎士比亚,说学习莎士比亚很难。他的教授也不能透彻地理解莎士比亚。尽管有几个教授是美国人。(我们在中国碰到的一些学生对于莎士比亚的态度就像是狄更斯文学里的男孩子们对于他们的长期敌人——罗马人——的态度一样。)“有时候我们也弄不明白,而我们是英国人。”大卫说。年轻人问我们,如果他给我们一些人民币的话,我们能不能作为交易去友谊商店(友谊商店只接待外国人)用“好笑的钱”(他指那些专门为外国人发行的中国货币)买一些烟给他。不巧的是,我们三个人都没带钱。大卫说,如果他愿意和我们走回酒店的话,格雷戈里可以跑上楼取一些钱,他就可以在酒店里买烟。在去酒店的路上,年轻人说:“如果你愿意和我多交换一点钱的话,我可以在友谊商店为我的女朋友买一条裙子。”我们我们假装没听见。我们来到酒店前,我和大卫站在外面,格雷戈里进去取钱。“或许你们都应该进去,之后再与我见面。”年轻人说,“如果你们在这待着的话,很快就会有一群围观的人。”的确,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夜色中各处出现了年轻人,向我们询问:“你们是英国人吗?”我们走进酒店(中国人不允许进入酒店),而后大卫带了三包烟出来,交给年轻人。大卫说,对于在马路边站着的年轻人来说,这个酒店内的生活一定是新奇而光彩的,就像是伦敦丽兹酒店内的生活对于在皮卡迪利广场卖报纸的小贩来说是新奇、光彩的一样。


延伸阅读


大卫·霍克尼谈中国之旅:那是一次真实的体验吗?
节选自 澎湃新闻

霍克尼:我们三人长达三周的旅行非常愉快、激动。最起码我是这么觉得的,这也是难以忘怀的回忆。这个原本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国度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你带着某个固有印象前去旅行,写下关于那里的一切,而我则画下那里的一切。到那之后,我很快意识到,这些写作或画画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凑。每天都有充实的日程安排;唯一的自由时间是吃饭时间;独处的时间一般是晚饭时间。我们常常要像中国人一样早早睡下,有时在晚上8 点钟就要入睡,第二天在6点钟起床,周而复始。几天过后,我就不懂得如何用绘画记录下一天之中发生的众多事件了,因此我转而使用照相机。在北京的时候我仍然尝试进行绘画。但到了南京之后,我意识到,我真的没有办法以我惯常的创作方法画画了;这也不仅因为我们的日程紧张,也因为我们在中国旅行的时间太短了。我也意识到,想要成为一名记者式的艺术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去中国之前,我完全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国家的概念。我现在要做的,是静静地坐下来,好好思考那时的人和事。当然了,我因桂林山水而深深着迷,但我想,每一位艺术家都会为那里的景致而着迷:非常惊人的、奇异而壮观的景致。盲人才不会因那里的风景而着迷、感动。然而,我觉得北京很平淡。西安似乎也是平淡的,但是我们下榻酒店的建筑很有趣,事实上我也基于回忆作了一幅有关那酒店的水彩画。对于我们来说,兵马俑在智力以及视觉层面都是饶有趣味的。如果你要写些关于杭州的文字的话,有趣的是:你以为有着200年历史的事物事实上是20年前建造的。如果这些事物是在不久前建造的,为什么他们不以另一种新的方式修建这些建筑呢?

斯彭德:事实上,他们似乎只有两种选择:现代的,也就是北京的样式;完全传统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在玉器和漆器厂看到的那些。

霍克尼:在北京待了三天后,我觉得那儿死气沉沉,所有人看起来都唯唯诺诺。我们向英国领事提起了这件事。亨特先生意识到我们有些失望,他对我们说:你们等着瞧,中国事实上是很让人兴奋的。他是对的。但那是一次真实的体验吗?我们是否错过了北京的美好事物?

我们从未越过那些高墙,去看看小房子里人们的日常生活。你能够在印度的任何一个城市看到人们生活的全部,而那是非常有趣的。在印度,你从不会感到死气沉沉。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吗?我们不能假装我们没有这种感受——这种死气沉沉的感觉。说老实话,我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些什么。那些在当地生活多年的外籍人士也并不真正地了解这个国家。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夸夸其谈,过多地介绍中国:这些书尝试向你介绍作者本身也不了解的事情。

霍克尼画的桂林至阳朔路上风景,图片翻拍自《中国日记》

霍克尼:桂林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而且当地人的生活也是幸福的。但当地人或许因为不了解其他地方的生活有多难堪从而不能欣赏桂林的美丽。在这个意义上,当地的美丽中和了桂林的地域特性。旅行之后,在我向每一个去过中国但没去过桂林的人提起桂林时,他们都说想要去那里观光。有些人问,你在广州时难道不感到失望吗?我完全没有。广州和北京的不同之处是非常有趣的。在北京,各处有着高墙,坚硬而笔直的线条,每个人都是相似的。广州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面貌,城市更为炎热。

上海大厦。霍克尼拍摄,照片翻拍自《中国日记》。

南京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我们在那里感觉不到身处于一个政治气氛浓重的国家之中。漂亮的大道和树木、街上的活动、雨天的清新景致——这一切看起来都是非政治性的。上海似乎有着强烈的政治气息。那儿的酒店很有趣,上有英文“上海大厦”的字样,里面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全是英国人。这里曾被称作“百老汇大厦”。

霍克尼和斯彭德在北京十三陵的神道。格雷戈里·埃文斯拍摄。照片翻拍自《中国日记》。

在桂林漓江。霍克尼拍摄并绘画。

斯彭德:你很喜欢中国各处的住房。你记得吗?房子正面是三角形的,人们站在窗边。

霍克尼:杭州非常美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似乎是一个适合艺术家或手工艺人生活的地方。你说过,你愿意在那里生活六个月,教书。我也愿意这么做。这是一个漂亮的城市,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友善,艺术工作室内的年轻学生们看起来很想与我们交流,但是我们不能和他们聊天。

我们坐火车从无锡前往上海。这是很让人愉快的,因为我们在火车上有大量的时间聊天。我们和林先生谈论了很长时间,他在那时对我们说了很多事情:尽管原本要去巴黎,他最后被派去雷克雅未克;他也去过丹麦。我们讨论了“文革”中的事情;我们尝试得到他的意见。他的意见和目前的官方意见一致,即“文革”给他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性的内乱。同时,我们也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各地风景的问题。

上海郊区的公社景象。霍克尼拍摄。

霍克尼:我们现在谈到了一个反差点:在广州,开放式理念及传统理念有着鲜明的反差。桂林的友善向导对我们说,广州很可怕,我们不会喜欢那儿,那是一个糟糕的城市。我想,这是官方的说法,就像林先生一样:他也不喜欢广州。这就像是生活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官员向你说纽约是罪恶之都一样。

我觉得广州很是怡人,充满活力,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街道上到处都是人,各不相同,这是唯一一个街上女孩子们穿裙子的城市,天气也更炎热,夜晚的城市灯火通明,城市里也有更多餐馆。文化广场是我们见到的唯一一个人们真的在享受生活、进行娱乐活动的地方。

我想象:一位英国文化教育处官员带人们在英国游玩的时候,如果他们在8 月份来到布莱克浦,他会傲慢地介绍:布莱克浦,工人阶级的乐园。事实上,他不能理解布莱克浦纯粹而低级的享受,他不能理解这里的魅力来自于低俗感。

广州让人感动的是当地的儿童公园。我们曾路过那里,我对那里感兴趣,向林先生询问。他为我们做了介绍,并带我们进去。这里非常美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孩子们在这里打扫卫生。这里几乎没有大人,甚至没有英国常见的公园管理者。偶尔可以见到一些母亲,照料着年幼的孩子们。有一个知道我在拍照的小女孩一直跟着我们,后来跑上滑梯,从上面滑下来。她很漂亮,穿着绿色的裙子;我也为她拍了照片。她很有一些表现欲,林先生对她非常、非常好,与她聊天,她似乎也很喜欢林先生。他在那时不再是官员,只是一个和蔼的人。孩子们知道谁是和蔼的人,谁是官员;他们不是傻瓜。

公园就是一块美丽的绿宝石。孩子们维持这里的环境卫生,四处的墙上有动物的画:墙上的小鸡是以一种非常纯粹的方式画下的,因此这小鸡比米老鼠要纯洁。在回到香港后,我给林先生写了封信,感谢他:“我知道你曾以为我不会喜欢广州,但儿童公园里孩子们带给我的感动比所有纪念碑带给我的都要多。”这是中国最为人性化的地方,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们,似乎我们都是兄弟。中国以一种带有童趣的方式向我展示了这些,而政治的方式则做不到这一点。

儿童公园里的小孩,霍克尼拍摄。照片翻拍自《中国日记》。



大卫·霍克尼,不只是作品价值6亿这么简单
作品来源 thedavidhockneyfoundation.org

在长达七十多年的艺术创作生涯里,大卫·霍克尼横跨多个领域,从绘画,拼贴和摄影到舞台剧设计,还写书研究艺术史上的古典名家如何利用光学仪器进行创作。他的作品也使用了几乎可以用到的创作媒材,从油画,手稿,版画,摄影,影像作品到近期的iPad电子图画创作。

Studies for 'Illustrations for Fourteen Poems from C.P. Cavafy', 1966

A Bigger Splash, 1967

A Lawn Being Sprinkled, 1967

American Collectors (Fred and Marcia Weisman), 1968

Le Parc des Sources, Vichy, 1970

Mr. and Mrs. Clark and Percy, 1970-1971

Portrait of an Artist (Pool with Two Figures), 1972

Rain from "The Weather Series", 1973

Kerby (After Hogarth) Useful Knowledge, 1975

Divine, 1979

Emperor and Courtiers from "Le rossignol", 1981

A Bigger Grand Canyon, 1998

12 Portraits after Ingres in a Uniform Style, 1999-2000

The Gate, 2000

Cherry Blossom., 2002

The Massacre and the Problems of Depiction, after Picasso, 2003

Untitled No. 2 from "The Yosemite Suite", 2010

The Card Players, 2015

Interior with Blue Terrace and Garden, 2017

Inside It Opens Up As Well, 2018

Bing McGilvray II, 2019